【编者按】杨葆铭（《延安日报》原总编室主任、文学评论家）：这部近50万言的传记文学写了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人物的主角是受人爱戴的马文瑞同志。因为主角与西北革命的关系，使得一大批陕北本土中成长起来的英才彦俊成了构建西北革命的栋梁，成了本书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部传记所讲述的事件已经走入到教科书中，书中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已经作古。然而，只要大地在，只要日月星辰还排列有序，那么，任岁月的风尘再在高原上积屯起三丈厚的黄土，这些人物的英名将不会腐烂。他们的故事将会通过牧羊人口中所唱出的那悲凉的小调而走向不朽。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群山瑰丽 千峰竞秀
——<群山>读后随感》之第一部分
第17章：身居要职而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喜欢文化人，成仿吾、柯仲平、艾青、丁玲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大清早，马文瑞进了办公室。西北党校副校长杨文海同志即来汇报工作。约一小时后，干部处长张耀宇汇报几个干部的任免问题。此后约十一点钟，他看了看表，拿出一份讲话稿，展开来，开始审阅。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群众日报》主编打来的。约他写一篇有关党的建设的署名文章，约好下午来谈谈。随即，他才开始读那篇讲话。他的眉头很快就皱起来了，显然对讲话的内容不满意。
“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万绪千头。刚由苏联访问归来的马文瑞立即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组织工作牵扯到各行各业。我们还没有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更不拥有大批能够适应新时期工作任务的合格干部。旧政权的残垣断壁需要彻底铲除，而旧思想、旧意识和过去年代形成的老一套工作方式的转变远比推翻一个旧世界困难。领导者自身的思想和知识也需要更新，需要努力跟上革命的进程和新时代前进的步伐。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如何联系、组织群众投入新的建设事业。执政党自身的作风建设和表率作用十分重要。镇压反革命既要讲原则又要讲政策，做到杀一儆百，宽严得当也是一个问题。党的战斗力需要进一步加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自然而然也摆在领导者面前。除了组织工作、监察工作、党校教育工作，还有各种难以预测的紧急突击任务。以他所管的妇女工作为例，就有许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情需要进行。由于广大新区的社会改革最主要的是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妇女和男子一样受着封建的剥削，而妇女受封建恶习的限制更深。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女子受虐待现象，女子无财产权等仍严重的存在着。婚姻自由还未普遍实现，更重要的是广大妇女还没有组织起来并参加各项社会改革和生产建设，妇女力量还未得到应有的发挥。另外，要保障妇女能顺利地参加各方面的社会工作，妇女的特殊问题、妇幼卫生保健、小孩子拖累，都必须设法解决。而这从一项貌视具体的工作出发，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又都是同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此刻，当他坐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份讲话稿时，顺便想到许多问题。这是他将要在陕西省妇女首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起草文稿的同志，只是用居高临下的口气泛泛地讲到一些祝贺的官话，他认为这样的讲话毫无用处。他提起笔，划去了一些客套话，又在文稿的旁边，写下了上述想到的那些妇女的现实处境和问题，最后写道：“正是这些问题，限制着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以上这些说明我们还必须作长期努力，才能把妇女工作做好，将我们的妇女状况改变到像苏联妇女那样，我们妇女工作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了。”接下来，他在另外的一张稿纸上，描绘了自己对苏联妇女状况的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妇女和男子在各方面一样平等，一样享受着主人翁权利。不论在电车、火车、饭厅、医院、工厂农场，党政文教机关，都有大批妇女在和男子一样地工作，有些场所工作的妇女甚至比男子还多。如莫斯科三三纺织厂的厂长、党委书记都是女同志，工人也大部分是女同志。有的农场工作的妇女占到70%。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的妇女也不少，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一位副主席，16位正副部长，都是女同志。妇女和男子同样受着教育，像乌兹别克共和国，1950年从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女生，即有五千多名。苏联对母亲和儿童，也特别关怀，仅乌兹别克在1949年，用16000万卢布津贴了多子女母亲。到处有托儿所、幼稚园及医院，为母亲解除了孩子拖累与医疗保健问题……总之，苏联妇女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是我国妇女奋斗的目标。但是苏联妇女这种理想的生活，是经过十月革命后多年艰苦奋斗才得到的，不是一蹴而成的。我们的妇女工作也需作长期努力……”
他正埋头疾书，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组织指导处的副处长崔光。他手里拿着一份材料，见马部长正忙着，放下材料就准备退出去。马文瑞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把他留住了。
崔光说：“马部长，你布置的关于‘五多’问题的调查报告写出来了，请你抽空审阅。”
马文瑞拿起那份材料，看了开头一段，点了点头。又指了指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椅子，对崔光说：“你坐下，咱们一块来看。现在快到中午了，没人打搅，抓紧把这件事处理了。”他常常这样处理紧急事情。崔光听后高兴地坐下来，心想，今天这个报告，很可能能通过。
于是两个人坐下来，一同看那份材料。马文瑞不时地停下来修改一两个字，或针对一段话提出问题，两人讨论一番，认识统一了，马文瑞便亲自动笔修改。在修改文章时，最能显出马文瑞独特的工作风格。他的质朴无华和求实精神，他的平易近人和虚怀若谷，他的严谨认真，他的尊重下级劳动的态度，他的时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习惯，和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个性，都体现得那样的充分。年轻的崔光，已经习惯了同马部长一起坐下来修改文稿这样独特的工作方法。他坐着，望着聚精会神的马部长，心中油然生出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敬仰和爱戴。这是许多人都有过的同感。许多年以后，人们回忆起来，仍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两人正改着稿子，警卫员张三宝轻轻推门进来提醒马部长吃饭时间到了。马文瑞伸手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每天中午，西北局领导都是聚在小灶上集体就餐。一个人迟来了就会耽误大家的时间。马文瑞答应着站起来，看了看文稿还有好几页。下午又是监察委员会开会，之后还要同 《群众日报》主编谈话，再没有时间了。便对通讯员说，你告诉灶房，就说我不去吃饭了，让人家不要等，给我和崔处长每人领两个馍，再打一点咸菜，提一壶开水。说毕，又对崔光说：“咱们就将就一顿吧，乘中午干扰小，加一阵班，把稿子定了。”崔光点头同意了。小通讯员却仍然站在原地没动。马文瑞说：“小鬼，你快去嘛。”那个“小鬼”张三宝涨红了脸说：“今晌午改善伙食，有一盘红烧肘子。你不想吃？”一句话把两个人逗笑了。马文瑞笑着说：“红烧肘子我也不吃，你快去把蒸馍、咸菜给我们搞来。”小家伙这才出门去了。关于纠正“五多”的调查报告修改定稿后，马文瑞批示下发西北五省及各地市委组织部门，以引起重视，注意克服，同时建议送主持工作的习仲勋书记审阅同意后，以西北局名誉上报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很快看了，很重视，随即批转全国各地注意这一倾向。不久，全国各大报刊均刊登了当地注意纠正“五多”的报道。
北京、东北和苏联之行，使马文瑞大大开阔了视野。他不再是一个分局负责人的眼界了，他胸中有了一个大全局的概念。因此做任何一项工作，着眼不再是一个西安、一个陕西省、一个西北地区了，而是全国。想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眼前或短时期内的某种需要，而想得远了，想着未来的发展。不单是力求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都处理得恰当、出色，而且力求预想这件事，这个问题在周围以至更大范围内，对今后，以至将来所引起的反应和产生的影响。正是这种新的思想境界，促使他把类似纠正“五多”这样的问题，反映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
那天，当那份稿子处理完毕，崔光同志刚站起身，西北文联负责人、著名诗人柯仲平同志推门进来了。这个头发谢了顶却留着一大把花白胡子的性情格外爽朗豪放的诗人，马文瑞在延安时已熟知他了。有一次过元旦，大约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的那一年元旦，大家在清凉山万佛洞——《新华日报》社的印刷车间联欢，有文艺界的代表，也有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不光是西北局的负责人参加，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主席也来参加。柯仲平就在这个场合，勇敢地走上前去，绘声绘色地用地道的云南话，朗诵他的长诗《边区赤卫军》。毛泽东很欣赏，一次又一次地带头为他鼓掌，还当众表扬了他。那一次，诗人柯仲平给马文瑞留下的印象很深。后来柯仲平与田间等人发起了延安的街头诗运动，到处是诗的墙报，到处是街头朗诵会，搞得十分活跃，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以至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文艺活动。马文瑞虽然没搞过文艺创作，但他深知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理解革命文艺对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巨大鼓舞作用，因此对文艺工作十分关注。此前，柯仲平与马健翎等人组织了一个“延安民众剧团”，编排许多新戏，在关中、三边、陇东等地农村巡回为群众演出，很受欢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马文瑞同许多文艺界的同志成了朋友。那时候，熟悉他的人有什么思想疙瘩解不开，就喜欢挽起裤腿由延河上川的蓝家坪溜过延河，走五六里路到西北局机关所在的花石砭找马部长谈心，也不事先预约，也不给任何人打招呼，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马部长在，他们总能得到热情的接待。这种情况传开去，有不熟悉的人就也来我马部长反映问题、解决问题。成方吾、柯仲平、苏一乎、艾青、丁玲、柳青、胡采、王汶石、马健翎、黄俊耀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演员都同他熟悉。
这次，何仲平仍像在延安时期那样，推开门就进来了，也不要人让坐，自己坐在椅子上，倒了一杯白开水。马文瑞见状，笑嘻嘻地由桌上的茶筒里抓一点茶叶放入水中，亲热地问：“老柯呀，你不是到北京审查历史剧本去了，怎么回来了？”
“唉，好马部长，一言难尽呀，我不干了，我要回西北来！”柯仲平说着，嘴噘起来，下颌上那一撮花白的胡子有点发颤。
马文瑞见他激动的样子，就没有再问什么。看看表，见离着开会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拿起一包烟，递一支给诗人，一支自己点着。两个人抽着烟，诗人激动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他抬起头望着马文瑞说：“唉!马部长，我是鲁迅派，同周杨他们谈不拢，我还是回咱们西北来好。”
马文瑞听得，好一阵只是抽烟，没有说话。
柯仲平是个急性子，坐了一会，实在憋不住了，便说：“西北要不要我呀，好我的马部长，你就表个态嘛。”
马文瑞问：“你回来打算搞什么工作？”
柯仲平说：“我回来，一不做官，二不掌权，我打算完成我的长诗《刘志丹》。”
柯仲平准备写《刘志丹》，马文瑞早就听说了。知道他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搜集资料，跑了许多地方，也采访了好多陕北老革命，也同马文瑞谈过多次，听说前不久还到东北采访过哩。他对这件事很支持。便说：“那好，我可以给中组部和中宣部打个招呼，你就回西北来工作吧。不过‘官’还是要当，权还是要‘掌’嘛，《刘志丹》也要写。”
柯仲平听得，当下站起来，伸手握着马文瑞的手说：“马部长，在有的人眼里，我柯仲平是个有许多缺点毛病的人，但我对革命事业是一片忠心。你知人善用，我无话可说啦。”
此后，马文瑞果真给中组部和中宣部做了工作，调柯仲平回西北担任西北文联主席，着手创作长诗《刘志丹》。后西北局撤销，他还留在西安，由于身体和各种干扰终未完成《刘志丹》而抱憾终生。诗人柯仲平六十年代因患脑溢血在西安病逝。他的夫人王林写了一本回忆他的书，因为知道柯老生前与马文瑞的关系，便请他作序。马文瑞同意了。文中对一位人民诗人表达了深切怀念之情。
那天，送走了柯仲平，秘书何载进来说，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已经到了。下午开会所要研究的议题，是布置全区反贪污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工作。习仲勋同志也来参加会议。马文瑞布置工作，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六点多钟。当他散会走出会议室时，《群众日报》的主编已在门外等候多时。马文瑞很抱歉地握着他的手说：“实在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面有难色，说：“今天太晚了，我们要不要另约个时间。”马文瑞说：“这阵正是谈话的好时间，咱们就在我这里对付着吃点东西”，说着对站在一旁的张三宝说：“小张，你的任务还是同中午一样，给我们打回四个蒸馍，一碟咸菜来。”张三宝不很痛快地答应着。两人就走进办公室去，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走出来。
这里记述的是五十年代西北局时期，马文瑞普通一天的工作。这一天，他没有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也没有接待外宾。他只是处理了一些日常的事务，接待了几位来访者。然而这些日常工作，今天回顾起来，却是具有那么深远的意义。共和国辉煌的历史，正是伴随他们这些人，从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普通而平凡的日子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而马文瑞的日子，有许多天都像这一天一样地度过。用“废寝忘食”来形容很适宜。他一生都是这样，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着。一个人民公仆，并不追求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一心一意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默默无闻地牺牲奉献。
这一时期，他工作的原动力和指导思想正如几天后（即1950年10月8日）发表在《群众日报》上的署名文章 《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中所讲的：“……夺取全国胜利，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党必须进一步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并积极努力，准备将来过渡到美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因而党所担负的斗争任务是更加艰巨和复杂的，党必须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前进，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当晚，西北局设便宴招待奉调由四川去北京工作、路过西安的邓小平同志。邓的小孩邓朴方也参加了，大约七八岁年纪的孩子饭桌上谈笑自若，落落大方，忽而提问题，忽而背唐诗或唱歌，言辞有趣，不同寻常的活泼，引得大人一阵一阵欢笑。大家都以为奇，小平同志也不像一般父母那样制止。由此谈及教育孩子的问题，邓小平摸着儿子的头风趣地说：“小孩子的个性，应该让他自由成长嘛，不要过多约束。”马文瑞对此印象很深。虽说是一件小事，一个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却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开明和豁达大度的个性。这个非正式场合的一句随便道出的观点，显然同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观截然不同。许多年之后，马文瑞还清楚地记得。显然，邓小平的观点作为教育孩子的一家之言，也自有其深广道理寓于其中。联系起后来他在治理国家时提出的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几十年前那个餐桌上的微不足道的细节，倒是更加耐人寻味。
也许是因为有了小孩子的参加，那天晚上，那个朴素的便宴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和谐欢乐的气氛。原本并不很熟识的大人，也没有丝毫的拘谨。小孩子的活泼天趣，有时也会影响大人。眼下，每每看到那个因“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而终生不得不坐在轮椅上面，但却努力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邓朴方，马文瑞就情不自禁会想起那连小平同志也许都不记得了的一幕，往往感慨系之。
作者介绍：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网生态中国频道总顾问。2016年5月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