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金融的中华文脉传承
梁云凤，于竞尧
（1.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2.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深刻阐释其内涵：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遵循现代金融发展规律，与西方金融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关于金融的定义，于1915年出版的《词源》一书中，对金融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今谓金钱之融通曰金融，旧称银根”。相应地，“各种银行、票号、钱庄曰金融机关”。这体现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对金融的理解。此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认知也更加深刻。199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金融百科全书》对金融词条解释为“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
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国都发展出了各自的金融体系，其中，中国金融占有一席之地，并为其中之翘楚。中国自西周景王铸大钱以来，就发展出了官方放贷机构——“泉府”；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寺庙，也出现了类似银行功能的货币保管和收取利息的放款业务；耶鲁大学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威廉 •N.戈兹曼指出，“罗马有着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市场”。可见，各文明有着各自的金融发展脉络。只不过古希腊、古罗马所遗留的原始金融雏形，随着商品经济在欧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出了一套更加系统与完善的近代金融体系。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在12世纪开始发行债券用于战争资金的筹措，并在1172年后逐渐成为了为一种储蓄技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近代股份制公司的雏形。随着世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西方的近代金融业逐渐建立起来。
按照比较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词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MONEY ＆FINANCE）第二卷的解释，西方文明将金融业定义为：“金融基本的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金融的目的在于通过资本的流通和运用，谋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在西方近代金融业产生后，资本就迅速与殖民扩张绑定起来，在国内通过金融手段筹措基金，在外进行掠夺并把得到的经济利益按照股份分给股东们，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荷兰在东南亚进行殖民活动的荷属东印度公司。
中国金融文化源远流长，中华金融文明思想博大精深。从远古到现代一脉相承，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金融文化系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墨子就对金融思想做了详细论述；汉代货币的统一和“五均赊贷”制度，展现了古代中国对货币发行的理解和对利息科学性的认识；隋唐大一统带来的经济繁荣，助推典当行业的发展；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昌盛，不仅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包括沈括、杨万里、郑介等人还对货币流通做了深入研究；明代对于纸币的尝试、清代票号的产生与发展，可见一条清晰的金融文化历史脉络，并与西方金融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
中西双方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独立发展出了各自的金融体系，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进和完善，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但也有差异。简单来说，中国金融文化思想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中国的金融文化更多是站在国家宏观的立场上，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为实体经济服务。包括泉府、典当行、钱庄，或是官方机构，或有官营管理，包括汉武帝的五铢钱、王安石的青苗法，本质上都是站在国家角度对金融经济进行调整和把控，这也是中国古代金融业最鲜明的特点，以国家为本位。二是中国的金融第一要务并非是盈利，而是出于对民生和国家利益的维护，以人民为中心，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不唯利是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与民争利的传统思想，西汉的平准均输也好，王安石的青苗、市易法也罢，尽管也有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一面，但官方口径中的根本目的还是抑制打击富商大贾，防止他们操纵物价，维护农民和市民的利益；第三，中国与西方的金融环境不尽相同。中国无论是纸币的流通，还是典当行的设立，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金融行为，范围广，复杂性高，涉及人数多，塑造了中国金融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东西方所面临的客体相同，市场和金融的规律也是一致的，在诸多方面存在共性，比如，对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资本的产生与流转，都有着相似的认识，但是，由于东西方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各自历史具有独特性，致使金融业具有差异性，这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金融的文化根脉。首先，金融以诚信为本，诚信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看重的品质之一，《孟子·离娄》中强调，“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指出诚信对人、对金融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由此，今天的中国特色金融更应重视诚信的意义；其次，对于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上经久不衰话题的义利之辩，中国的传统思想始终将“义”放在第一位。如《礼记·大学》中说：“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强调义的首要性；《左传·齐晋鞌之战》中强调“礼以行义，义以生利”，恰如习总书记所说的，以义取利，以义为利，这才是中国特色金融的底色，中国传统的晋商中，就存在着“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的说法；同时，中国人对如何获利有自己的理性认识，《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急功近利，没有长远打算，自然难以谋求更大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金融应该稳健审慎，正如《春秋繁露》中提到的“修其理不急其功”，理到自然功成；中国人历来重视创新，《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中说，“日新之谓盛德”，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创新的孜孜追求，而今天我们格外需要的务实精神，更为众多能人志士所看重，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李颙说“道不虚谈”，更不用提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思潮，中国特色金融就是要坚守创新和务实的传统思想；最后，《管子》中论及法律时说道：“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就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依法合规，合法竞争，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由此可见，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哲学思想，这些传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国特色金融的中华文化底色。
综上所述，中国的金融业起源早，发展时间长，规模大，是和古代西方金融并驱的独立发展起来的金融体系，在世界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金融业在历史上非常发达，具有许多先发性的优势和独创性的成果，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处于领先地位。如今，我们要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思想精华，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金融文化相结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