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就看你我
——后现代生态哲学家王治河访谈录
于思群，张茜，林虹雨
提要：这是三位中国年青学者于思群、张茜、林虹雨对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后现代生态哲学家王治河博士的采访。采访中，王治河博士追溯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其中包括从解构性后现代向建设性后现代、从象牙塔里的纯学者向新文明的创建者和推动者的转向。回答了当初为何放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厚位置来美研究怀特海有机过程哲学的原因；回答了自己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帮助创建“柯布生态书院”的原由，以及何谓“高生商的生态人”？何谓第二次启蒙？如何从第二次启蒙的视角反思全球疫情？这场灾难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中国在“第二次启蒙”中的独特作用什么？导师格里芬对他的影响，这个星球有未来吗？如何才能活出自己人生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对于王博士来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给他人带来爱，为世界创造美。这个星球有没有未来，以及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全在“你我”，“天下兴亡，就看你我”。我们不是匹夫，我们是顶天立地的人。有顶天立地的人，则我们就可以经由每一个个体，去抵达未来。
关键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怀特海哲学；第二次启蒙；生态文明，高生商的生态人
【采访手记】
作为后现代生态哲学家，王治河应该属于“晓畅平易”那一类，其人、其文莫不如此。他的人和他的文，他前前后后全部的意图，都不难懂；不难懂的意思是，只要一个人有基本的意愿和基本的常识，他就能够与之达成一种对话，继而是认同，并且可以因为认同而协同，从同情、共情往前走去，慢慢到同道，再然后或许就同事了。他所在的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IPDC），虽则由小约翰·柯布创始，从建制上不过区区一介非营利组织，但又要接续大家的风范，又要保持独立的风骨，不为五斗米或不为大钱（big money）折腰，然则却可以集中一大批哲学大师、生态先锋、思想家和艺术家，本应“文人相轻”，却能亲密无间；20余年间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大小小的有关建设性后现代、过程哲学和生态文明会议160余场，17届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安排了600余场演讲，参与及策划了大量相关文章、著作的翻译、发表和出版，发见真理、发表经验、发扬先行者的精神，从哲学家到农夫，从学术到实践，他们跨国、跨界、跨越既定的所谓“规范”，服务、创造，呵护星星之火，以为后来者取暖。作为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王治河正是那个居于网络中心的人。
求索：未名湖畔的哲学青年找寻另外的路
王治河硕士毕业以后，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社，同事们就他是不是北大的发生过争执。导致双方争论起来的，是他们对北大学生普遍“恃才傲物”的一种印象。王治河符合这个标准的前半段，不符合它后半段：有才是有才，除了学问以及一颗尊严学术的心，无所依恃；傲物是并不傲，他身上倒确实有一种卑微感。这种卑微感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多年以后，从“解构性转变为建构性、从粉碎思想到建构思想的深刻转变中”，卓然而成“枢纽”性领军人物的中国思想家王治河，以如此“咖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青石嫣年学人、农人、弱势群体服务，亲自操心各种小事；他侧身巨人之列，却视平凡人为英雄，他坚信“平常事物比超常事物更有价值”，四处为卑微的人唱赞歌、宁说他们的故事不讲高深的理论，这一点，就已经足以颠覆大众对“权威”、“大家”的认知，并且在这个偶像高高在上的粉丝经济时代，来自后现代共同体以王治河为代表的这批哲学家，端的是些异类。然而，这种类型的异类，是如此亲切、如此引人，以至于我们需要再回到经典当中去确认他们的渊源，以至于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估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大师？”
王治河祖籍山东，在北京长大，197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读本科。关于认真读书、好好上学最终考进北大这件事，王治河在过去几十年间，都认为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小学老师李桂玉：她把野马变成了千里马。以至于成年与老师失去联系之后，他又花了三十五年时间千方百计重新把她找回来。所以认识王治河的人，全认识他的小学老师，因为他说过、写过，不曾忘记过。
本科毕业几年之后，王治河又一次考进北大读研究生，这次他追随著名思辨哲学家朱德生先生学习西方哲学。彼时北大哲学系，有张岱年、朱德生、黄楠森、王太庆、杨辛、叶朗、汤一介等名重一时的学人；同窗之中，也是英才辈出，他看到“天外有天”。切磋琢磨、互相砥砺，对经典下笨功夫，为他研究后现代哲学打下了基础。多年之后，王治河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七年燕园时光，让他受益最多的，是这些教授们的学术风骨：“特别是他们矢志学术的“孤往精神”（熊十力语）。他们不曲笔阿时，更无意用学术钓名誉，谋富贵。真称得上是学术尊严的守望者。在官路，财路之外，他们用自己的亲身垂范，昭示着第三条路，一条学术人生之路”。
关于王治河的学术成就，固非外行所能轻易评断。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北大乐黛云教授对他的定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
在2012年北大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面对台下500名听众，乐黛云教授说自己“对中国青年学者带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世界展开的对话，在对话中产生的影响，感到欢欣鼓舞”。王治河就是她提到的中国学者之一。“从解构性转变为建构性，从粉碎思想到建构思想”的深刻转变中，中国思想家发挥着重要作用。”[3]
此外，作为后现代生态哲学家，王治河对后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从理论上界定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建设生态文明所亟需的新概念、新范畴。从“第二次启蒙”，“有机思维”、“同体思维”、“共命意识”、深度共生、“中国和谐主义”、“中国过程禅”到“厚道发展”、“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农业”、“后现代五型新农村”，从“有机教育”、“热土教育”、“通人教育”、“高生商的生态人”到“道义民主”、“有机外交”、“厚道科学”和“有机语言学”，王治河20年间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极富创意的新概念不仅有助于拓展我们思维的苍穹，丰富和深化我们的生态文明研究，而且有助于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创建“中国学派”。
久居旧文明信息蚕房的人或许对这些新概念感到不适甚至反感，但相信随着旧文明的崩坍和生态文明的来临，这些新概念的价值会越来越彰显出来。
转向：从解构性后现代达至建设性后现代
王治河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文章中讲述过自己的留学往事。结束他的社科院十年，他已经38岁，属于大龄“洋插队”。在这其间他已经完成了几本著作，其中就包括后来被学者广泛引用至今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和《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在这个时间点决定出国读博，因为“兹事体大”。
出版上述后现代诸著作之前，王治河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学者、研究者很大程度上都把后现代主义直接等同于解构性后现代，这一等同是如此普遍、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十几年之后，北大出版社再版《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之际，王治河不得不在序言中把这一问题再厘清一遍：后现代主义既包含解构主义，也包含建设性后现代。也是因为彼时他已经身在过程研究的中心，“看到了新的一片天”，不复井底一只解构主义青蛙了。
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生长于现代性局限之处”。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专注解构，热衷否定。在我们清理旧结构的时候，为了把“宿食呕吐干净”，它也许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却并没有为建设新世界指出方向或方法。正如王治河所言“它或许适合西方，因为现代性在那里已经根深蒂固盘踞数百年了，而刚刚经过文革劫难的中国，百废待兴，这块土地迫切需要建设。”
也正是在社科院图书馆里，王治河读到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卫·格里芬主编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丛书》（Constructive Postmodern Thought)，立即敏锐地觉察到它的价值，遂决定组织翻译该丛书，并为丛书的第一部《后现代科学》亲手写了一个长长的“代序”。大卫·格里芬自己在《后现代科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如此，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在普遍漠视甚至敌视中国的西方，居然有后现代学者如此关切中国，这自然加深了王治河的研究兴趣。他开始研究与格里芬、柯布相关的建设性后现代，继而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进入他的视野，而怀氏本人在其名著《过程与实在》第七页上明确指出他的有机过程哲学更接近中国哲学。王治河认为“这自然是指中华民族是《易经》的民族，注重变化，强调相互联系的思想已经浸透到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了”，这点燃了他的希望和渴望。
这位国家级刊物的年轻副主编，“社科院十大杰出青年”，这个已经“去过北戴河”的人，在那明晃晃的前途、体制内“权威学者”的冠冕面前，在浸淫解构主义多年之后，在解构主义的爆破力所造成的瓦砾堆里，打包起自己的行囊，以一种思想者的自觉、学人的责任感，起身，去寻找一条路。
多年以后，他相信建设性后现代是今日困难重重的世界走出危机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一个异常重要的视角，一股‘促进世界转变的巨大力量’”。
创造：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创造自己的人生
王治河如愿申请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来到克莱蒙追随格里芬、柯布等大哲研读建设性后现代哲学；这边厢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虽则当时爱人樊美筠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北京市美学会副秘书长，最初几年他还是去勤工俭学洗盘子，消息传回来，樊老师难过之余，几度斟酌之后，其专著《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刚刚入选“1997年中国大事记”，事业正蒸蒸日上的樊老师毅然放弃了教职，出国与他团聚。其实背后更大的背景，是王治河在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中，也许找到了延安窑洞的感觉：这里有学术与人生打通的可能，有故国复兴、星球永续的希望。
希望在哪里？
真正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要改造世界，当然需要思想，但与思想同等重要的，是行动，他们甚至认为“有时候最大的思想来自于行动中”。他们这样主张，也这样实践，这也正是为王治河与樊美筠深深服膺的建设性后现代“独特的实践品格以及与之密切相联系的其倡导者知行合一的风范”。他们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人，小约翰·柯布如此、大卫·格里芬、菲利普·克莱顿如此，王治河也如此。
有机过程哲学认为个体是宇宙的合生，万物互在互联互通，一切内在于我的，必定内在于你。于是天然地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颗星球的健康永续，是我们文明持续存在的基础。柯布卖祖传豪宅办过程研究中心，捐夫妻省吃俭用积赞下的50万美金在美举办生态文明千人大会，格里芬自己动手修建生态屋。他们吃素，但都不是佛教徒，仅仅是因为了解到农场养殖动物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王治河也曾数年间不曾买一件新衣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坚守后现代浪漫，不向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低头，并且跟它们大唱反调。有感于地球生命系统的崩溃，两极，特别是南极冰川融化进程之快，气候变化之剧烈，2018年，王治河、樊美筠发起《算我一个---投身生态自救运动》，号召每一个人都参加生态自救：“其实世界有没有希望并不在他人，而在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是否能够大敢地说一句：有我在，世界就有希望？世界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我在”，并且重申他们一贯的原则：光有观念的转变是不够的，还需要实实在在地做点什么。
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治河樊美筠合著的《第二次启蒙》，系统性地把生态启蒙，或说美的启蒙推向大众视野。在万物互联互通的前提下，以审美之心态体验、度过自己的人生，或可免于沦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人肉机器，或可能终止向外无度的索求、攫取，则转而获得从创生本身得到滋养的空间，则我们的生态、生命或者还有希望。而前福柯研究者王治河一直念念不忘的，是福柯曾经一直觉得奇怪的：为什么人们只肯将一张桌子、一棵树当做艺术对象，却不肯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创造。
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经写一首长诗献给一头驴，而生活当中的王治河，读书写作讲演之外，也做饭（虽然不一定是个好厨子）、种菜（虽然不一定不被虫子先吃）、爬树或追小鹿，他会为草上一棵露珠的光芒打动，或去给农场里面一只猪送几片菜叶子“结个缘”，他懂得欣赏自然生动的意蕴，深得自然神秘而精微的旨趣，所以，简朴的生活，不为物质占用和奴役，这未必不是“享清福”，也因此能居斗室，而“富有四海之内”。作为后现代生态哲学家，他明白，重要的是“成为”，而不在于“拥有”。这固然是有机过程哲学的世界观使然，然而，也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能够时时徜徉于永恒的童年。
但是，无论这条建设性后现代之路经过多少人多么审慎的检视，无论怀特海和其他有机过程哲学大师的观点有多么为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所需要，无论这些践行者有多少贡献、有多么诚恳，都伴随有尖锐质疑、甚或干脆是污蔑乃至构陷和攻击，子虚乌有，莫名其妙，光怪陆离。
然而对于后现代生态哲学家王治河而言，质疑未尝不是一种创新的礼物（虽然因对方想象力所限，这礼物有时并不优美）。因为这不仅让他得以更切近、深入地了解他人和世界，这类小小风波也常常做为一种有趣的对照面，被摆在哲学家面前，显得意味深长：他有一个理想世界在这头，坚硬的现实在那头；他心心念念要培育的与自然、与社会、与实践、与他人通的通人在这头，而培育通人的人（即教育者）当中，却也有人样样“不通”在那头；林妹妹在这头，贾府的焦大在那头；他的热血之躯在这头，而钢筋混凝土一般的高冷在那头。
一届书生，为文半生，他也枉凝眉，于是还回加州去做他的环保酵素，发他的绿豆芽，伺候他那有机迷你小菜园。书是一本没少读，文章也一篇不少写，因为有无端质疑之风波在，因为他所欲的优美对话之不可能，也正好再度突显了建设性后现代的“必要性”：如果后现代精神可以得到落实，如果对话的两方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倾听、欣赏多元、庆幸差异、反抗划一，“抵抗自身的法西斯”，则这些互相对立和消耗原不必有，那才是“不折腾”。
本着哲学家为人类未来操心的天职，王治河提出了“第二次启蒙”“有机思维”“同体思维”“共命意识”“深度共生”“绿色经济”“有机外交”“有机教育”“热土教育”“通人教育”“高生商的生态人”“厚道科学”“厚道发展”“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农业”“后现代五型新农村”“粮食有机化”“踏实的存在”“厚道的存在”“诗意的存在”“有机语言学”“道义民主”“过程禅”“中国和谐主义”“中国禅的生态意蕴”“后现代浪漫”等一系列极富创意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未必每一个都非常成熟，但它们无疑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理论苍穹，启迪和深化我们的生态文明研究。他始终保持着后现代的好奇心，更自觉地跳出所谓“纯哲学”的高墙，去关切世界，开放、倾听、学习和创造。苦心极力之象少，温和宽裕之气多。人或以为他未免冤屈，他自己呢，其实也未必不曾在伤心、失望、愤怒之余暗暗感到欢喜，与这些质疑所带出的散乱、虚弱、冰冷质地相对照，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在他们的想象之外，与一众可爱可敬的学人、志士相知遇、共处共事，以心印心。未名湖畔当初认定学术这条路的哲学青年，已经能够栖息于“可能的精神家园”；是故哪怕身处惊涛骇浪，自能志定神安；学术何止是“术”，学人必先做“人”，这一处一处严丝合缝创造着新的后现代生活，“在迎接挑战当中获得自由”，获得大自在，他是何等幸福。
问：请问当初您是基于什么原因做出了出国的决定，使您放弃国家级刊物副主编的职位，选择重新当学生读博士，您万里负笈求学是为了什么呢？
客观来说在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因为那时候我大小也算个处级干部了，单位正准备提拔我做正主编，同时我也是社科院十大杰出青年，也去了北戴河，这势头无疑是上升的。但几经考量，我还是认为要放弃这一切。虽然单位几经挽留，我对于自己做出的决定却也十分坚决。人生有时候就是要坚持一下。因为后现代鼓励人们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想法，而换一种想法的最终目的是换一种活法。当然，这条路确实也比较难，从社科院那么个位置到美国做学生，刚来的时候勤工俭学在餐馆打工，一直不敢告诉樊老师。后来她知道了，非常难过，说我们在家都没这么用他，就被美国人这么用。
但是非常感谢这些宝贵的经历，说到底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个普通人，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这个过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想换一种活法。而且当初已经接触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我觉得它既超越了现代性的局限，又弥补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不足，同时又跟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度的妙合，这样一种思想，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这个大本营就在克莱蒙，领军人物就是大卫·格里芬，我想就跟他去读比较好，于是就考取了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博士生。英文有一句话说“Life is all about the choices you make”，整个生命就是关于选择的，你选择什么基本上就决定了你人生是什么。现在看来我的人生选择没错，也没有后悔。
问：为什么您会选择怀特海的哲学，选择了建设性后现代的立场？能谈谈您是如何选择并确认这一立场的吗？
从我自己的学术心路历程来说，我一开始也是钟情于解构性后现代的。但不久就发现，解构一路或许适用于西方，但对中国并不太合适。因为经过“五四”、“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我们业已解构的太多了。时代呼唤建设。我们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哲学。正如波兰女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丝卡（Wislawa Szymborska）在《结束与开始》一诗中所言：
总得有人拖住柱子
去撑住围墙
总得有人将窗户装上玻璃
将大门嵌入门框内
正在这时，我发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及其背后的哲学---有机过程哲学。我感到，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高远的整合精神，需要一种能把各种零碎知识整合为一种综合远见的学说，而以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因为面对现代性留下的近乎灾难性的世界，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努力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是一条远为艰难的路途。可贵的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选择了后者。他们不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权,为他者张目，为弱小执言，而且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致力于对生命深层意义的追求，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这些都很吸引我。这或许可以解释我为什么选择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过程哲学立场的原因。
问：您何看待解构性的后现代这一思潮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与建设性的后现代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我们对解构性的后现代充满敬意。格里芬就曾充分肯定德里达的工作，认为他的解构“受到某种深刻的伦理动力的驱动”。其实德里达本人也是一名“坚定的帝国主义批判者”。福柯就更是终其一生都在为他者，弱小，边缘如同性恋者张目。考虑到现代性的强势，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建设性后现代与解构性后现代需要一道联手抵抗现代性。
说到区别，主要是双方各有侧重。一方侧重破，一方侧重立。其实后期的德里达业已在调整自己早期激进批判的立场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晚年的他业已开始关注动物伦理问题，这在他的《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一书中集中体现出来。而后期福柯也开始思考人的“自我管理”问题。另外一个重大区别是：建设性后现代具有很强的生态关怀，将救治生态危机作为它的首要考量，而解构性后现代大都缺少这种生态关怀，其主战场主要还是放在语言和文化上。
问：现代化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才发现的，那么请问您认为后现代本身存在缺陷吗？在解决现代化所带来问题的同时，它会不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正如我在其他访谈中曾经谈到的那样，后现代是生长在现代性的局限处的。也就是说，只要现代性的问题一天不克服，后现代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展望未来，后现代的一些纯属时尚性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但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将会在21世纪，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启发中国人去思考、去创造。
建设性后现代自然并非真理的化身。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它的问题，那我们就发动第三次启蒙,这是符合过程思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后现代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人类能否度过眼前的生态危机都很难说。正如我们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被评为“20世纪最有洞见者”的克里福所言：一次足以摧毁文明的世界危机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威胁。事实上，它已经悬在我们的头顶。来自于洪水和飓风、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新病毒、禽流感和“疯牛”病等伤害的日益增多，无一不在提示我们危机的无处不在。著名《崩溃》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指出：“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饿、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这些惨剧在人类历史上都发生过，起因大部分是环境退化、人口压力增加、贫穷和政治动荡等。”前贤的这些警世之言无疑都点出了当前人类生存危机的严峻性。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一心拥抱现代化，津津乐道于GDP的几位数增长的时候，在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开始思考灾后生存问题了。不久前在克莱蒙召开的有300多人参加的生态会议，主题就是“如何灾后重建，如何灾后生存？”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我们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博士更是不久前在克莱蒙奠基了供灾后生存的生态屋。作为西方世界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柯布博士断定现代西式发展模式注定是要垮掉的，现代大都市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灾难来临，这些配有生态菜园的小型生态屋更可靠些。
你自然可以嘲笑柯布博士“杞人忧天”，但考虑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他就写下了生态名著《是否太晚？》，对老人的远见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何况我们中国人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次疫情期间大城市所表现出的极度脆弱性，再次印证了老人的远见卓识。
问：我们看到您不仅从事生态哲学的学理研究，更是将其付诸实践，扎根到田野里，撸起袖子卷起裤管，在泥里脚踩大地，带领一群人知行合一地整合人与自然的连结，这很有“生态文明”的意味。那么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呢？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持续长达300年的西方工业文明，按照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潘岳先生的说法,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的文明。它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因此时代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
与服膺机械思维的工业文明的不厚道相比,生态文明以“尊重他者”为其核心价值观,因此是一种肯定生命的文明，一种厚道的文明，这包括对自然的厚道，对他人的厚道，对非科学的厚道，以及对将来世代厚道。
问：我们知道柯布生态书院是有机过程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标杆，书院的教育愿景是：以后现代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培养扎根土地和传统文化，又具国际视野的生态文明青年领袖。那么请问柯布生态书院又是怎样的机缘下建立的呢？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柯老于1972年发表了《是否太晚？》 （Is it too late？），咱们中国有学者已经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了，只是还没有正式出版。也就是说柯老个人的生态转向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至今已有五十余载。
2018年我们在克莱蒙召开了一次关于农夫和哲学家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强调了倡导生态文明的这些观念，要保护我们的星球。柯老认为，现行的教育系统是服务于工业帝国、服务于工业文明，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怎么可能指望它为生态文明服务呢?这么多年大家都只是批判，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去尝试一下，把哲学放到行动当中，放到实践当中。呼应他的这种理念，我们决定在教育上做一次尝试，于是就有了柯布生态书院。
其实就是做一个尝试，真正把有机过程哲学的部分教育理念贯彻下去。这方面樊美筠博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她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又一直搞审美教育，也是全球生态教育联盟的共同创始人。柯布生态书院的首任院长就是由她担纲的。终身荣誉院长则由“生态圣贤”小约翰·柯布院士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担任。为什么叫书院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办一个学校需要很多流程和文件，而且我们建立的这个东西是想为生态文明培养人才，不是为工业文明培养人才。那现代教育的那些标准，它的那些范式怎么可以来评估我们？所以他们最多能评估说，你们是野鸡大学。当然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尝试，你必须要野一点，是不是？你野一点，你就是跳出现代教育的蚕房，你既然跳出了，就不要管现代教育说你什么了，其实之前我们也尝试在克莱蒙校园做一个生态文明硕士项目，但它要求很多的申请资料，各种测试，令人不厌其烦。所以我们就想做这么一个尝试，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至少告诉后人这是一条弯路。
在课程设置上，与先行大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在乡村上课，在田野里上课。在师资方面，在现代的教育系统里想要成为老师的前提是要有教师资格证，否则就会被判定为不合格，“非法执教”。所以你由此多少可以窥见现代教育体系的霸道。在我们的柯布生态书院农民可以做老师，什么叫资格？他们有知识有智慧，这就是他们的资格，他们就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个跨学科的教学尝试，因为当前人类面对的很多问题靠分门别类的单个学科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是需要集体协作，集体共创的。
学员们在那里既学习书本知识，也学习实践知识，还感受大山的气息，欣赏草木的美丽。这本身也是一种学习。我觉得从那里出来的学生，将来清华北大可能都比不了他们。他们未来有多大成就不敢说，但至少他们的生活是有觉知的，不会沦为“空心人”。
问：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您不仅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和生态教育，而且还提出“高生商的生态人”概念。您能概括地解释一下，何谓“高生商的生态人”吗？
所谓“高生商的生态人”就是不仅拥有生态意识，富有生态智慧，拥有生存能力而且生命意志强韧，生命状态饱满的人。他/她们是些追求生命深度的人。高生商的生态人亦即“有感觉的人”，他/她身上拥有如下四大特征：1）对自己的身心有感觉---照料好自己的身心；2）对他人有感觉---尊重他人，关爱他人；3）对自然有感觉---敬畏自然，关爱自然；4）对美有感觉---能够欣赏美，善于创生美。
问：谁也未曾料到，始于2019年的这场疫情会席卷全球，会持续如此之久，它带给人类的影响远比我们今天感受到的要更为深远…那么，您认为这场灾难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如此脆弱的生命，还可以走向何方？
首先我要向疫情中所有逝去的生命表示沉痛的哀悼，其次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分，往美国给柯老和我们邮寄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的国内朋友，你们不远万里送来的温暖我们将终生铭记。
与许多人把此次疫情看作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不同，我们认为此次疫情其实是一场生态危机，是一场生态灾难，是人类长期扭曲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其实早在2018年10月8日，联合国就已经向人类发出了只剩12-22年，地球将陷入危机的警告。但该警告一直被我们许多人当作耳旁风，更有甚者认为他们是在吓唬甚至忽悠中国人，但这次疫情的真实发生，众多鲜活生命的逝去，成千上万家庭的破碎却是否定不掉的血淋淋的事实。
或许源于我的导师大卫·格里芬和“生态圣贤”小约翰·柯布博士的影响，我对危机的发生多少是有些预期的，当然前提是如果你也认可此次疫情其实就是一种生态危机。因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柯布博士就写下了《是否太晚？》一书，并在克莱蒙组织召开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如何应对生态灾难的会议。格里芬在《空前的生态危机》一书中更是放了狠话：“如果我们任由生态危机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将在全球如火如荼地追求无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
作为践行知行合一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格里芬在圣塔芭芭拉自己动手修建了不用空调的“生态屋”，柯布则在克莱蒙动员大家修建了“后现代窑洞”。（许多中国学者和媒体人都去这两个地方参观过）。柯布的儿子，著名社会公共政策专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克里福·柯布2019年10月在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安徽大学等地演讲时更是强调：生态灾难很有可能以大规模传染病的形式出现。想来他被评为与《寂静的春天》作者卡逊齐名的“20世纪最有洞见者”绝非浪得虚名。
受他们的影响，我曾写了“生态灾难来临时，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绿叶》和“不妨多一些‘生态灾难意识’”（《环球时报》）等文章，意在唤起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我和樊美筠博士这些年所倡导的“第二次启蒙”（Second Enlightenment）更是被我们视作一种“生态启蒙”，其中的“enlightenment”其实最好翻译成“觉醒、顿悟或猛醒”。
人类要想走出危机，要想活下去，规避毁灭的命运，就必须进行彻底反省，反省自己的思维方式、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论是当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充分意识到环保是最大的民生，生态文明是最大的政治，因为金项链可以不带、宝马可以不开、iPhone和 Sora可以不用，但空气你不能不吸，水你不能不喝。为什么要把这次疫情当做生态危机来看待？因为如果不把
它当作生态危机来看待，我们就不能真正解决它。如果你仅仅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肺炎或者病毒来看待，也就只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杀死它，将主要精力用在发明新型疫苗上，下次再来一个，你再发明一种疫苗，从而陷入一种短视思维，陷入“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的恶性循环，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仅自己陷入极大的被动，也给更多的生命带来更多的伤害。而将疫情当作一种生态危机来看待，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路，一种有机的系统的思路，这是一种综合性的高瞻远瞩的视野。从这种视野出发，你就不会仅仅把疫情看作医学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哲学问题、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心理问题，从而将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积极行动起来，扛起自己那份责任。
听着危机的脚步一步步逼近，人类真是应该到了猛醒的时候。2018年我们又发起了“算我一个——投身生态自救运动”。所有这一切就是希望人们能拥有忧患意识，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用我们中国人古老的智慧表达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希望这次疫情能够警示更多的人醒来。
问：您和樊美筠老师 2011年出版的《第二次启蒙》一书明确将“第二次启蒙”视为“生态启蒙”，那么从生态启蒙的视角来看，您从疫情中得到哪些反思和启示呢？
后现代讲“尊重他者”，这也是第二次启蒙的核心价值观，这与第一次启蒙所标举的“高扬自我”形成鲜明的对照。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启蒙所讲的“他者”既包括他人特别是边缘人群、弱势族群、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也包括自然特别是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和一切有情众生。它强调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没有一个生命是允许被鄙视的，因此之故，它拒绝第一次启蒙所秉持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高扬生态意识，主张对宇宙间的一切有情众生温情以待。所谓“生态意识”就是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与恒星，微风，岩石，土壤，植物，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是运共同体，彼此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我们不难看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面对新冠疫情的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人类的狂妄自大暴露了自己的可笑。不过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有着内在得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不过是个人中心主义的放大版。因此，此次疫情将促使我们不仅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促使我们深刻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矫正我们和他人的关系。
问：第一次启蒙的各种观念由西方提出，中国只是接受，并没有参与其建构。小约翰·柯布博士在给您的著作《第二次启蒙》所撰写的序言中提到：您是首次明确提出“第二次启蒙”这一观念的学者，那么您认为中国能否在“第二次启蒙”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说“第二次启蒙”是我们提出来的，那是柯布大师对我们的鼓励。其实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的提出者贝克在讨论“生态启蒙”时，曾用过该词，但他最终选择用“生态启蒙”来概括“第二次启蒙”，考虑到“生态启蒙”在贝克那里主要指要有更高的环境意识，要始终对科学及其使用的领域与范围保持警惕，而没有涵盖其他领域对启蒙的反思和超越，我们的“第二次启蒙”则着重在对第一次启蒙的全面反思和超越。
第二次启蒙和第一次启蒙的另一重大区别处，如你们所意识到的，就是中国元素的引进。可以说我们“第二次启蒙”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中国文化的滋养。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都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明确声称他的过程哲学或曰“有机哲学”更接近中国传统。柯布曾经预言“中国在五十年内将成为过程思想研究的中心”，并认为中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在格里芬看来，在抵抗美帝国主义，实现后现代转向进程中，中国扮演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引领者的角色。在他们看来，儒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家“道法自然”、佛教“依正不二”的生态主义原则；儒家“中庸”，佛教“中道”的均衡原则；以及万物平等的思想、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等等，都可以为第二次启蒙或中国的后现代化提供丰富的资粮。
当然他们无意像有些海外学者那样浪漫化中国，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但他们依然看好中国，2011年在与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教授的谈话中，柯布博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解释了为什么自己看好中国。他列出了下列三点理由：
首先，中国还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富豪掌权的国家。中国政府说话还依然有份量。
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被压抑了近一个世纪,但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传统在发力的结果。也就是说西式的现代性如西式极端个人主义之类的东西在中国是没根的,容易被清除掉。
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一点,是中国人民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中国目前的现代性还不是最坏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尚未最终定型，中国还有机会调试自己，独辟蹊径，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因为中国是《易经》的民族，深谙“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和以之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能够被中国朝野上下所接受的原因。
问：我们知道您的老师大卫·格里芬先生刚刚逝世。作为“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被誉为“我们时代的生态侠哲”。作为他的高足，您认为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教益？
格里芬先生是我的老师，为此我深感骄傲。他的辞世不仅是美国过程世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生态运动的重大损失。20年的师生共生，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两点：一是格里芬先生使我们相信：另一种人是存在的，他/她们胸怀大爱，惟道是从，直道而行，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勇者；二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超级个体，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做许多了不起的事，可以发大大的光，可以影响和温暖许许多多的人。
格里芬老师曾鼓励人们“展望一个怀特海世纪”，在2015年的克莱蒙生态文明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21世纪将成为怀特海世纪”。由于怀特海哲学是深度生态的，因此说21世纪是怀特海世纪，也就意味着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他希望与会者为这一新世纪的到来而携手奋斗；格里芬先生生前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充满憧憬。他衷心希望中国能成功地规避西式现代化的弊端，走一条超现代化之路亦即生态文明之路。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
问：人生在很多时候，走着走着就走丢了、失去了很多东西。尽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物质的、财富的部分已经极其丰盛，可是，往往越是这样越容易让自我感到空虚和匮乏，所以整个世界好像也疯了，陷入不停攫取，想要占有更多的欲望泥沼。而我们的心灵却四处游荡，无处安歇，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堵住欲望的缺口，填满里面空洞的内在。所以，在访谈的最后还请您帮我们解答下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我们此生为人的意义何在？或者说，我们如何才可以活出自己人生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
此问题看起来简单，但真要回答起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你要问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他们会给你不同的回答，我自己这里只想从有机过程哲学的角度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您如果要问我人生到底有意义还是没意义？我的回答是人生既没意义也有意义。说人生没意义，是说人生没有一个先天给定的意义。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是自己选择的，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说人生有意义，是说人生的意义是自己发掘出来的，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自己活出来的。我们很幸运在美国结识了柯布博士--这个我们时代“生态圣贤”和格里芬博士---这个“我们时代的生态侠哲”，从而意识到另一种人是存在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按照有机过程哲学，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超越自我，超越个体那“自败的特殊性”（怀特海语），将自己的爱拓展到他者，为他者带来爱，给世界带来美。简单的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给他人带来爱，为世界创造美。如果因着我们的存在，让他人心生温暖，怀抱希望，那我们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就像早期王菲有首歌唱的那样：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原来那么好。孔圣人在《论语》中所说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不同，有机过程哲学强调“我给故我在”，相信越给越有。给他人带来爱，给世界带来美的人，注定是个有温度的人，是个磁场强大的人，人缘自然也错不了，做事情自然也比较容易成功。大家知道中国女性一向秉承东方女性的含蓄，但我就亲眼见到当柯老在中国时，许多中国女性仰慕他的为人，生扑柯老，扑上去拥抱老人，柯老很感动，我也很感动，那一刻我就理解了何谓“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大家一定意识到了要给他人带来爱，给世界带来美，离开创造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过程哲学如此强调创生的缘故。在格里芬看来，创造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你可能会说像柯老和格里芬是大思想家，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理论流派，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以创造性的提出“绿色GDP”，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子，我能干什么？我希望下面这个小故事有助于解答您的困惑。
我以前有个女研究生，她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执意要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角度研究“青少年流产”这样一个题目。我说你一个年青女孩还没有结婚，为什么做这样一个题目？这么多西方哲学家随便选一个，甚至他们某个概念做一做，就是一篇很好的硕士论文，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一个敏感的、容易惹人非议的题目呢？她给我详细解释了理由：原来她发现我国青少年人工流产率居高不下，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20岁以下的女性青少年流产率为75%，重复流产的情况尤为严重。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无痛流产广告铺天盖地，说“像吃冰淇淋一样简单”。大家知道对于刚开始发育的少女，其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人工流产对身体的损伤较大，严重者甚至会影响成年后的生育，对于这样一个关涉成千上万少女健康的问题，我们的哲学界居然无人发声，她想填补这个空白。社会学界虽然也有人研究，但主要是数据的统计，对青少年流产问题背后的哲学是什么？如何从哲学上入手解决这个问题则无人研究。我觉得学生说的有道理，就支持她做这个题目。论文后来也写成了还发表了，这估计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第一篇从哲学角度探讨“青少年流产”的学术论文，非常有意义。通过这样一篇论文，它阐发了善待生命的厚道理念，找到了第三条道路，不仅无数少女的健康得到维护，而且无数小生命也得以拯救，真是一件大功德。比起那些寻章摘句、空话堆砌的论文，其意义不知强多少倍。
再有像石嫣博士，人民大学的博士，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妥妥的学霸一枚。完全可以在体制内谋个体面的教职，可她却逆风飞翔，选择扑身大地，从事有机农耕，创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中国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农场，随后又创建了现在的“分享收获农场”。10年过去了，今天她的农场不仅年入800多万元，还培育出上千位新农人。在她的影响下，中国已经有近千家社区支持农业农场。这就叫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生活，给他人带来了爱，给世界带来了美。她当选2016年“全球青年领袖”和成为2023年“柯布共同福祉奖”得主，实在是名至实归。
李一诺女士创办的“一土学校”也是给他人带来爱，给世界带来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曾在麦肯锡公司做到合伙人的位置，应该绝对算是成功人士了。但麦肯锡在全球有600多个合伙人，多她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不少，但“一土学校”实际上就一个，因给世界带来了一个“一土学校”，给众多孩子带来的快乐，李一诺的生命也得到升华，也因此获得了意义。
石嫣和李一诺有钱，我没钱我能干什么？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你可能是不如石嫣和李一诺有钱，我也不如她们有钱，但一块钱总是有的吧。北师大刘孝廷教授就搞了个“一块钱项目”，他鼓励自己的研究生，每次出门准备好一块钱，这一块钱是要准备给出去的。在汽车站、在地铁口、在人行天桥下面，看到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和有需要的人时就把这一块钱给出去。别小看这一块钱，当你给完之后，一天的感觉都不一样，日久天长，整个人都会不一样。你或许会这样说：我连一块钱也没有。没关系，你有微笑吗？你把它送给他人，如果你送我一个微笑，我回报你一个微笑，一个人人充满爱意，个个面带微笑的世界该有多美好！在这个过程中，经由我们一个个个体的蝶变，一种新质的社会或许就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形成了。
【后记】
王治河也是个“孤勇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被它们驯服的那些力量，正在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必将定义未来的年代，而教育、经济和治理方面的改革机制还有待形成。灾难眼看要比人类的觉醒更快到来，我们坐在了泰坦尼克巨轮之上。
在他之前，朱德生、格里芬、柯布，无一不是孤勇者，以孤往，而求与世谐和，因其所计“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王治河批评过很多人，比如某互联网巨贾，因其最乐见消费主义之大行其道。然而该巨贾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现实的逻辑：谁可以调动、鼓励、利用、开发人类的欲望，谁就有市场、就会成为“带货明星”和新时代的英雄，这正是王治河们的“尴尬”：他追求的固然是真理，讲出来的固然是真相，然而却不是“受欢迎”的那种真理和真相。
如若这些真相得以传播，个体、团队、族群的行为，都应该有新的面向：如若战争已无必要，又何苦为抢一艘行将沉没的巨轮上的座位而大打出手？
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自己学科的分割为边界，是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而王治河或许是与自己小学时代的“野马”精神做了充分的和解，也充分地实施着建设性后现代的实践性：他关心全天下的春夏秋冬。他本人似乎又并没有标举的意思，倒是时常不好意思，以至于每每要自嘲一番以达到人际的舒适和内心的自洽，他说，咱们吃大白菜的命，操全天下的心。
王治河认为哲学熏育出的，应该是“有感觉之人”：对他人有感觉，对自然有感觉，对一个时代的忧郁有感觉，对美有感觉。他进北大读书、做国家级刊物副主编、年近不惑出国读博，而后以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为志业，写文写书、讲课办论坛，其实有一条明确的线索：就是始终在倾听、提携、呼应着他的感觉。这中间固然有对“天外有天”的向往，其中更多的，还有向他幸运遇到的一众大师们的礼敬。他和自己所钟情的哲学互相成全，不断发现并发明着自己身上大于、高于自己的那部分，那属于人类共有的、完整的、合一的、生生不息的部分。它由着他活泼泼走自己的路，鼓舞他为众生和大地服务、做同代学人的助产士、马前卒，纵容他一辈子如“婴儿之未孩”，它是王治河们真正的精神故乡。
只要还有让生命优先于逻辑和理性的人，智慧就有生长空间，哲学就不至终结。文明走向何方？归根结底，是需要每一个个体做出的决定。王治河感觉过、也感觉着；探索过，也探索着，然后一以贯之、不疾不徐地“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而对于芸芸众生当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每一个我们，既然把我们划分为农人、打工人、媒体人、IT人、这种人、那种人其实并不确当，也许更应该按照过程暂时分为两种：醒来之人（觉者），和有待醒来之人；既然与追问“活着还是死去”一样，有效的追问其实是自我追问，则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看看究竟是“我们创造着生活、还是生活奴役着我们”显得比早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必要；既然“世界有没有希望并不在他人，而在我们自己”，既然它归根结底的，是一种选择，王治河们已经可以代表另外一条路：在被所谓“主流”裹挟之外，在赚钱买房等经济考量之睱，在追求整齐划一的人生规划之余，在“娱乐至死”的狂欢氛围之畔，在大量青年才俊“躺平”之际，在关乎共同福祉的主义和体系尚未就位之前，我们所属意的，也可以是生命本身的“不贫乏”，因为，尚有别的人生可以取法，尚有别的美学值得追随，尚有另外一种人存在并且也许是大量存在，是蓬勃、灵动而优雅地存在。这个星球有没有未来，以及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全然在于“你我”，用王治河的话来说：“天下兴亡，就看你我”。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你大于你！我们不是匹夫，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有顶天立地的人，则我们就可以经由每一个个体，去抵达未来。
（原文刊发在薛晓源、沈湘平主编《全球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上，原标题为“由个体抵达未来----后现代生态哲学家王治河访谈录”，这里发表有删减，引用时请以原文为准。）
[1] 【被参访者简介】王治河,山东人，哲学博士。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重进燕园，拜著名哲学家朱德生先生为师，研习西方哲学，1988年获硕士学位。1988-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1998年赴美留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师承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教授（David R. Griffin)和小约翰·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同时兼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及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匈牙利布达佩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韩国生态文明研究院顾问。主编、独著、合著《后现代主义辞典》《第二次启蒙》《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怀特海与中国》《过程与多元》《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等中英俄文著作11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哲学》、美国《环境伦理学》，《东西方哲学》，《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波兰《可持续发展研究》，保加利亚《巴尔干哲学》等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60余篇。生态作家于思群、张茜和林虹雨日前对王治河博士进行了采访，本文为访谈实录。
[2] 【作者简介】于思群，生态作家/后现代农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生态项目主任；张茜，自由作家，前有机网首席运营官；林虹雨，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3]乐黛云：“中国文化用面向世界不能用征服方式”，2012年8月7日《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