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为了引领公众从更多维度感知秦岭文化的博大精深，全面领略秦岭的自然风光，深刻理解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中国网生态中国频道特别推出《对话·秦岭》栏目。本期栏目将跟随纪录片导演、野生动物摄影师张文庆，这位用15年光阴丈量秦岭的探索者，曾跨越东西1600余公里、南北300多公里，足迹遍布秦岭全域，以“愚公移山”精神深耕秦岭生态影像的纪录者，踏上自然探索之旅。透过他敏锐的镜头，我们将揭开秦岭的神秘面纱，发现鲜为人知的生态细节，在真实可触的生命脉动中，邂逅一个充满野性生机的秦岭世界。
中国网：您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最初是怎么想到要拍秦岭的？从最初构想到《守望秦岭》作品成形，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坚定了创作该纪录片的信念？经过这么多年的深入探索与凝视，您眼中的秦岭是什么样子的？
张文庆：我与秦岭的缘分始于2008年，那一年，我和法国电视二台联合拍摄纪录片《寻找长城的秘密》。在此之前，秦岭于我仅仅是在穿越陕西采访时，来回路过的一座大山而已，但当真正踏入这片山脉，亲眼见到楚长城斑驳的遗迹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被时光掩埋的巨大宝藏。它不仅凝固着战国时期先民的防御智慧，其山体岩层间，更镌刻着秦岭亿万年的地质变迁史诗。这种交织的震撼，深深烙印在我心底，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要用镜头记录秦岭的故事。
从最初构想到《守望秦岭》纪录片最终成形，十二载光影悄然而逝，支撑我在这条路上坚持下来的固然有纪录片人记录时代的职业本能，但更强大的动力源自秦岭自身在保护进程中焕发出的蓬勃生命力。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进入秦岭保护区时，一些角落里还能看到偷猎者布设的套夹，巡护员曾告诉我，他们在进行巡林时，甚至会被误伤。然而，多年后的今天，当我镜头对准秦岭深处的羚牛群时，这些曾经对人类充满警惕的生灵，竟会好奇地主动靠近，停留在不远处，打量着镜头，那些曾经对我们避之不及的野生动物，竟能与我们如此亲近，这意味着它们对人类的信任正在逐渐建立。这种变化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秦岭的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正是我多年来倾心记录、并决心守护的。
在我眼中的秦岭，是一幅辽阔壮丽的自然画卷，它西起青藏高原世界第三极的阿尼玛卿雪山，东至河南的伏牛山和熊耳山，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巍峨山地，不仅滋养了无数生灵，更庇护了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是人类现在活着的“诺亚方舟”，拥有超过800种珍稀野生动物和超过5000种野生植物，构成了欧亚大陆脊梁上至关重要的生物基因库之一。200万年前，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留下足迹，成为东方文明的滥觞之地。这一切，都让人魂牵梦绕。
中国网：秦岭作为自然生态的宝库，其蕴含的生态密码与自然奥秘繁杂多样。在《守望秦岭》拍摄过程中，除了应对野外艰苦条件，您认为在捕捉秦岭生态真实面貌方面最大的技术与艺术瓶颈是什么？有没有哪个镜头让您觉得“熬了这么久终于值了？”
张文庆：在秦岭的拍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是对耐心和毅力的极大考验。
从技术层面来说，拍摄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一场与环境的博弈，为了捕捉它们迁徙的足迹，我常背着超过五十斤重的设备在茂密的竹林中穿行，有时候一走就是数小时，甚至数天。沉重的器材是负担，碰到下雨的天气，湿滑陡峭的山地是挑战，在恶劣环境下，设备磕磕碰碰引发的突发故障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一般拍摄时，同样的设备都要准备两三套，以备不时之需。与此同时，高昂的拍摄成本带来的资金压力，也像无形的重担。很多时候，我不得不通过商业项目来填补经费缺口，这就要求我们在即使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也依然要追求理想的拍摄的质量。
在艺术创作方面，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科学严谨与情感表达之间找到平衡点。野生动物的行为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我们的拍摄需要在不干扰它们自然状态的前提下进行。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如同在时间的缝隙里捕捉稍纵即逝的真实。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拍摄羚牛分娩的画面——接连经历两年的拍摄无果后，第三年，我索性直接带着铺盖卷守在了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的羚牛圈外，靠着遥控设备小心翼翼地调整角度，确保即使睡觉的时候，也能一睁眼就能看到羚牛妈妈的状况。就这样连续蹲守了21天，抢救中心周围种的菜和苜蓿都被吃光，连第三箱方便面都快见底的时候，终于，我捕捉到了羚牛产崽的全过程。那一刻，所有在荒野中独自度过的寒夜，连续蹲守带来的疲惫感，都烟消云散，不值一提。然而，命运无情，小羚牛未能站立，最终被母亲遗弃，这是我们人类难以理解的行为，但确实是自然界中铁一般的生存法则。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记录秦岭生态的信念。尽管拍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一个成功的镜头都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这些影像，不仅定格了秦岭的自然之美，也传递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我相信，这些珍贵的影像将为观众打开一扇了解和认识秦岭生态的窗口，激发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之情。
中国网：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全球觉醒，《守望秦岭》的出现恰逢其时。您的镜头下，多年来秦岭周边的社区生态观念发生了哪些转变？在众多村民与野生动物相处的故事中，您认为哪一个故事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并且对观众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
张文庆：秦岭周边社区生态观念的转变不仅体现在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上，更体现在他们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中。而宁陕县的朱鹮保护故事，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缩影。
曾经，朱鹮的身影几近消失，人们对这种美丽生灵的记忆也渐趋模糊。2008年，宁陕县第一次实施朱鹮异地野化放飞试验，让消失已久的朱鹮再一次重返曾经的生存之地。2008年春耕时，宁陕县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田宁朝、宁陕县朱鹮保护站站长李夏、宁陕县林业局工程师陈文贵成了朱鹮在田间的“监护人”。他们走村串户，把一张张保护朱鹮的海报、日历送给村民，并挨家挨户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不要使用化肥和农药。最后，在朱鹮保护者们不断劝说下，村民们选择了呵护朱鹮，他们种地耕田时不再使用化肥、农药，合理地保护了朱鹮的生存环境。多年来，不仅朱鹮得到了哺育，苦心积攒的“绿色存量”也变成了“经济增量”，他们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守住了“金山银山”。
如今，当地的朱鹮已经成了村民们的“伴生鸟类”——每到寒冷的冬季，一群朱鹮就会飞过附近的农家，跟随村民去觅食。村民在田间挖莲藕的时候，会把水面的冰凿开，朱鹮就可以吃到水中的泥鳅和鱼。对熟悉的村民，它们毫不设防，甚至从他们头顶飞过，一起在田间觅食，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天然图景。
（左张文庆右熊柏泉）
我见证过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有很多，熊柏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拍摄大熊猫时认识的第一位大熊猫“专家”。1979年，佛坪自然保护区筹建伊始，熊柏泉来到佛坪，成为一名临时巡护员。直至佛坪自然保护区成立40周年时，他依然坚守在西河保护站，日复一日地干着大体相同的工作：巡护、监测、防火、防偷猎。西河保护站管辖区的监测、巡护线路有25条，每条线路都超过25公里，熊柏泉和另外两位巡林员每个月都要用脚步丈量一次。夏季涨水时河水能淹到脖颈，冬季刺骨的溪水冻得巡护员们腿脚麻木。
1991年，熊柏泉背着铺盖卷，跨过河水走进秦岭深处，开始负责西河保护站的日常工作，60岁退休时，他依然是背着铺盖卷，穿过冰冷的河水离开大山。他将毕生青春奉献给了大山，大山也在不断地回馈着他的付出——他抢救的第一只大熊猫是在村民家靠着羊奶和米汤才得以存活，后来，他与这位村民的女儿结为夫妻，有了一个小家，直到现在儿女各自事业有成。在工作之余，熊柏泉在山里养起蜜蜂，他带给我的蜂蜜，是我尝过的最甜的味道，那甜味里有秦岭山花的芬芳，更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甘甜；他还用我送给他的镜头，拍下了熊猫妈妈背着幼崽在雪地中迁徙的珍贵照片，画面里，熊猫幼崽紧紧趴在妈妈背上，画面温暖而动人。
熊柏泉的镜头总是充满了温柔与呵护，我在其他地方寻找大熊猫非常困难，但是只要跟着熊柏泉，我总能见到大熊猫，因为熊柏泉和大熊猫已经成为了“一家人”。这样的生命联结，远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它让观者明白，保护自然不是只有牺牲，而是与所有生命共享家园。
熊柏泉的经历真实展现了一个普通人与自然的羁绊，揭示了保护自然的本质——当人类以善意对待自然时，自然也会以独特的方式回馈人类。
中国网：您多年的秦岭生态影像创作历程中，一定与众多的环保机构、科研团队或者当地社区有过合作。您认为影像创作与生态保护工作的结合，对整个生态纪录片行业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示范效应？这种跨领域合作又如何拓展了您在纪录片创作上的视野和手法？
张文庆：我深知这地球上拥有70多亿人口，有无数种语言和文化，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语言和生活经历中分享出独特而动人的故事。我不敢妄称自己为典范，只是愿意将自己行走秦岭的感悟，以及对自然的细致记录，与大家分享。
多年来，我在秦岭进行生态影像创作，这份旅程因与众多环保机构、科研团队及当地社区的紧密合作而变得丰富而深刻。
其中，党高弟是我拍摄秦岭时的植物专家顾问。30多年来，他一直坚守在秦岭深处，致力于植物的保护、拍摄和研究工作。他常说：“搞建设、搞发展都要遵从大自然的规律，关爱大自然、关爱生命。我们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有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深深影响了我，也成为了我创作生态纪录片的重要理念。
刘小斌是一位坚守在秦岭的保护工作者。他从一名普通的巡护员，成长为三官庙保护站的站长，三十多年如一日，在基层挥洒汗水。为了记录大熊猫的踪迹和行为规律，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在山林中穿梭约30公里，曾监护和救助过多只大熊猫。在我看来，30多年的坚守源于他对大熊猫的热爱，对秦岭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这种对生态保护事业的执着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用影像记录、守护秦岭生态的决心。
在佛坪自然保护区，我遇到了我的良师益友，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的何绍文。他是一位资深的学者，给予了我许多宝贵的专业指导。我们曾一起在凉风垭拍摄星空延时，那次经历也颇为有趣。设置好相机后，我们在车上过夜，第二天早上发现相机位置被移动，拍摄素材也出现了问题。起初百思不得其解，几天后我在三脚架上发现了野猪咬的牙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不速之客”野猪的“恶作剧”。这些野外拍摄中的小插曲，不仅丰富了我的拍摄经验，也为我的作品增添了独特色彩。
梁玉礼和覃培军，他们一直是我可靠的向导。他们的祖先曾是秦岭深山中的猎户，如今他们成为了秦岭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志愿者。他们的加入，让我的拍摄工作如虎添翼，也让我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生态保护的支持与热情。
赵海涛博士是我在野外观察秦岭金丝猴时的指导专家。从事秦岭野生动物研究已有十年时间，在他的指导下，我制作了科普纪录片《猴王夏洛蒂》。这段合作经历不仅让我深入了解了金丝猴的生态习性，也促使我在科普纪录片的创作手法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与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们的合作，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创作视野与手法。影像创作与生态保护工作是“双向奔赴”，影像创作可以为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和真实资料，也可以通过生动的影像故事唤起公众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和热情，反之，生态保护工作的实践，也可以为影像工作提供指导。二者的结合为生态纪录片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激励着更多的创作者去记录大自然的美丽与脆弱，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生态影像资料。
中国网：从全球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您认为秦岭生态记录还有哪些盲区亟待填补？在未来拍摄计划中，您将如何深度挖掘秦岭那些尚未被广泛关注的生态角落，为全球生态保护研究和公众教育提供更独特的视角和内容？
（张文庆与大熊猫）
张文庆：从个人拍摄经历来看，金钱豹始终是我镜头下的“待拍清单”之首。记得有次刚离开某片区域五分钟，回看红外相机时竟发现它已悄然尾随而至——那一刻，未能捕捉到它身影的遗憾和巨型野兽近在咫尺的后怕交织，这份怅然至今仍在心头萦绕。无独有偶，未能记录下金丝猴产仔的场景同样令我深感惋惜。金丝猴对产崽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通常会选择隐蔽性极强且气候适宜的区域，这些神秘的生命瞬间往往在人迹罕至之处“上演”，这些未竟的自然记录，如同未拆封的邀请函，始终牵引着我在未来的探索中继续追寻它们的踪迹。
同时，我也观察到，目前的秦岭生态拍摄，其视野大多还局限在陕西境内，缺乏一个贯穿青海、甘肃、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的“大秦岭”概念。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正在制作进入后期的第二部秦岭纪录片《秘境秦岭》，致力于打破地域界限，回溯秦岭的前生今世，探寻国宝动物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部纪录片从地质构造与演变、水系脉络、植被风貌、动物多样性，直至秦岭对地球生态的影响5个维度，层层深入，旨在彰显多年来中国在秦岭保护事业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未来，我们计划启动第三部关于秦岭的纪录片——《人文秦岭》。这部作品将会把目光投向更深处，去探寻东方文明的起源密码，去追溯中华祖脉的悠悠故事。
在秦岭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有太多未被讲述的故事，太多等待发现的生命奇迹，我和我的镜头，将继续地驻守在这里，以时间作纸，以镜头为笔，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为全球生态保护提供一个兼具科学深度和人文温度的中国视角。
张文庆简介：
1965年生，陕西电视台纪录片部纪录片导演、主任编辑记者。
曾创作纪录片《我的爸爸-记民办教师张文学》《最后的皮影》《雪花的故事》《祈雨》《麦客》等，系列专题片《残缺的群雕》，120集大型系列报道《到西部去》，央视《大黄河》系列纪录片续集《黄河又春分》等。
纪录片《祈雨》入围第60届夏纳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纪录片《祈雨》《乡村医生》入围“200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并在莱比锡电影节展映；2009年，纪录片《乡村医生》获第五届半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纪录片《麦客》《三弦情结》《触爱》《流动法庭》《乡村医生》在国家广电总局和广州纪录片节的支持下，在法国出版；2010年和法国电视二台联合制作3集纪录片《寻找长城的秘密》，并在欧洲播出和出版；个人荣获2007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特别奉献奖”，评审团主席米歇尔·诺尔评价道：“张文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黄土地文化和中国西部最底层百姓生活题材的挖掘，作品颇丰。奉献是因为热爱，而在中国更具一种牺牲精神的含义。将这个奖颁给他，无疑表达了我们对纪录片人生的一种赞许。”
2010年至今，他深入秦岭秘境，纵横秦岭东西1600多千米，拍摄了大量秦岭野生动植物影像，不断探寻秦岭野生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直坚持着作为秦岭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的初衷，用影像呼吁更多的人热爱秦岭、守护秦岭。
